字母圈完全给你讲明白“性”与“权力”的关系

“一切事物都关于性，除了性本身，性关于权力”性，在我们的社会中，自古被视为一种特殊的活动。

已婚的异性恋夫妻似乎是唯一可以光明正大进行、分享、讨论性行为且不被舆论道德体系谴责的人。

除此之外，一般的性行为是受到怀疑的，吃瓜的人们热衷于审查每一桩性行为的每一个细节是否符合道德规范（一夫一妻、婚姻、异性恋等），因此福柯认为，“性行为”在社会角度算是一种道德行为。

除此之外，性的特别之处在于，我们还为实践与未实践过性行为的人们创造新“身份”，即“处女/男”或“非处女/男”，我们从未为别的活动如此大费周张，我们不会为没滑过雪的人创造一个身份，也不会为将没吃过汉堡的人统称为“处堡男/女”。

人类的文化容忍各种各样的“暴力”活动，拳击、综合格斗，在这些运动比赛或培训班中，我们只需要签署“风险告知协议”，即本人知晓接下来的活动会有伤害风险，本人自愿承担后果。这份协议便被我们的法律认可，具有法律效力。

可是到了“性活动”中，“风险告知协议”被视为违背公序良俗，例如dom/sub活动，其双方订立的合约不受法律承认。我们何以解释这样的矛盾？

我们歌颂各种各样的愉悦，旅游的愉悦，吃饭的愉悦，但提及“性愉悦”却被视为一种危险，在各种平台常会面临“下架”、“违规”的风险。“性快乐”为何在文化价值体系中是可以被忽略且微不足道的？

性沙文主义者认为，“性行为”是一种天然的，带有污染和腐蚀力量的行为，除非被更神圣的目的净化，例如“生育”，否则，它是不应被鼓励的。为什么会这样？

基于上述奇怪的现实，福柯在《性史》第四章提出了全书最振聋发聩的问题：“性，不仅仅是生物的母体，而且是生命的母体。我们所有人都从性中诞生，为什么性却成了如此秘密的东西？是什么力量让我们如此长久地对其三缄其口？”

福柯的答案是，权力。

福柯说，此处的权力不是指统治阶级，或者皇权。并没有一个高高在上的皇帝，每天盯着普通人的性生活颁布道德规范和法律体系，似乎只要普通人一讨论性、一解放性，ta的统治就会岌岌可危，ta的天下就会分崩离析。

《性史》一书对权力给出了自己的定义：

“权力不是一种制度，不是一个结构，也不是某些人天生就有的力量，它是大家在既定社会中给予一个复杂的策略性处境的名称。”

说人话版本：权力离我们并不远，每个人都拥有权力，每个人都参与其中，“性”现如今的处境是我们每个人一起参与构建的。

读到这里你可能会想，啥？？？？千古奇冤哪！！我连男/女朋友都没有，性经验=0，这也关我的事吗？

对，福柯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权力的承上启下者，我们接受的教育，和我们对下一代的教育，使得权力有了连贯性，自18世纪以来，我们一起参与构建了四大关于性的战略集合，它们发展成了如今的关于性的“知识和机制”。

下面让我们详细来看是哪四大“战略”，下文除了陈述福柯的定义外，还加入了一些外自己的理解，可以看作是一篇我的《性史》读书笔记。

“歇斯底里的女人”首先是女人身体的歇斯底里化。

先解释“歇斯底里化”，上世纪60年代，一位40多岁的女病人去医院看病，因为不知名的原因，她的关节持续疼痛，因此她不能做家务，精神也跟着不稳定。

在免疫科学尚不发达的年代，医生检查不出病因，因此认为她是为了逃避做家务、生孩子等“女性的责任”在装疯卖傻，她的事迹被媒体报道后也被大众耻笑，大家给她的病取了个滑稽的名字——歇斯底里（hysteria），这个单词来自希腊语hystero，指子宫，当时大家认为这种病症来源于子宫扰动，只有生了孩子才会好。

因此福柯此处的“女人身体歇斯底里化”，指的是父权社会中对于女性的权力监视，通过凝视诉诸身份压力，告诉其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这带来的是女人的肉体被分析和审视。

远的不说，就说现在，短视频平台评论中随处可见对于女性的身材评价，“屁股这么大，一定能生儿子”，女主播只要一起身，满屏弹幕都是“大大大”；当然，有些女主播也甘愿以此为卖点，接受这样的审视。

某直播平台弹幕截图

用福柯的话说：

“不需要武器、肉体的暴力和物质上的禁止，只需要一个凝视，一个监督的凝视，每个人就会在这一凝视的重压之下变得卑微，就会使他成为自身的监禁者，于是看似自上而下的针对每个人的监视，其实是由每个人自己施加的。”

在如此对女性的凝视中，构建起了这样一种性经验——似乎女性的肉体完全就是用来为性服务的，每一个器官都可以被性化，以至于她们应该被踢出公共领域，上完学就结婚，结完婚就生孩子，生完孩子接着带孩子。

性在这一刻不再只是活动，而演变成了一种性别对另一种性别的暴力。

“性的教育学化”第二个导致如今性的缄默的范畴，福柯认为，是儿童的性的教育学化。

这种现状来自于一种双重的肯定，首先肯定所有的儿童如果不加教育，未来都一定会沉溺于一种性行为之中；其次肯定儿童的性萌芽是很危险的，父母、老师是拯救他们的唯一希望，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看护这一既珍贵又可怕的萌芽。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持续了两个世纪的，西方对于青少年的“反手淫战斗”。

在我们这里，孩子的性也同样是一条紧绷的神经，我们几乎所有人的脑海里都有一个孩子因性堕落的故事。就算你没有想过，也一定听别人讲过。

因此我们对“性”极度渴求却又讳莫如深，每当有人公开谈起性，我们便急的跳jio——怎么能讲这些呢？被孩子看到了怎么办？而大家全部缄默时，我们又开始唉声叹气——怎么什么都找不到，这该如何给孩子做性教育？

矛盾的、反复横跳的我们，造就了沉默的、无声的现状，我们每个人都是权力的一份子。

“生育行为的社会化”第三个原因，福柯认为是“生育行为的社会化”。

详细的说，即用“社会的”或财政的手段，根据社会不同时期的需要，去促进或者限制夫妇的生育力。

它将性“政治化”，强调或暗示每一对夫妇都对社会的兴旺富有责任，鼓励每一种能带来生育结果的性。

“鼓励”与“压制”是相对的，鼓励一种性，往往就意味着打压别的性，至少别的性会失去话语权和表达空间。

因此在我们讨论时，舆论场的气氛逐渐会变成：生了孩子的性才是骄傲的性，别的性都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唾弃，长此以往，只能转入地下，成为隐秘的、不为人知的话题。

同样地，鼓励与打压的回合中，每位看客也都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性倒错的成人”第四个原因，福柯说是“反常快感的精神病学化”。

即把快乐分为“正常的快乐”与“不正常的快乐”，然后把各种“性快乐”分别投入这两个壶中。

那么谁来定义正常呢？并没有一个皇帝颁布法令，依旧是我们所有人参与其中，共同发挥自己的权力构建而成。

那么我们自己为什么要反对性的快乐？

在《孤独的性——手淫文化史》一书中提到，快乐是一种正向激励情绪，通常发生在人们努力过后，才会感受到。

比如今天我背了100个单词，那我可以很快乐；一个都没背下来，那我不应该感到快乐，否则我就是“有病”；

又或者我今天努力打猎，让自己吃饱了，那确实快乐；如果一无所获，饿肚子了，那便不应该快乐。

以人类社会发展的经验，要求个体快乐遵循一个基本逻辑——努力了，有收获，才能快乐，没努力，没收获，还傻乐呵，那要被唾弃。这样大家才都会愿意努力，社会才能进步。

但让我们来分析一下“性的快乐”，尤其是曾经被定义为不正常的性，例如“手淫的快乐”。我们会发现其是一种“付出无限趋近于0就能获得的快乐”，最可怕的是无论是皇帝还是乞丐，每个人都能平等地获得。

高高在上的皇帝可以享受山珍海味，但路边的乞丐不行，这种快乐并不平等，但手淫不同，只要有手有脑子，管它是玉殿金鸾还是茅草破屋，论性幻想说不定皇帝还没乞丐快乐呢～

因此我们发现，这是一种不用努力，人人皆有，人人平等，人人可得的快乐。

这种快乐传播开来可不得了，到时候大家都发现了低成本的快乐，都躺平了，谁还努力呀，社会还怎么进步呀，整个一个不劳而获呀，这可不兴宣扬啊。

所以福柯说，“社会必须掩盖它，掩盖那些轻率的，极低付出就能获得快乐的性经验”，我们必须将它描绘地阴森可怖，必须麻木地掩耳盗铃，必须告诉大家，只有努力挣钱才能买房，只有努力买房才能结婚！只有努力结婚生孩子，才能真正的快乐！

君不见中世纪时，如果敢公开宣扬性的低成本快乐，那都是巫女，是要被绑上十字架用火烧死的。

当然，现在好些了，我们用上了更“温和”的手段来掩盖，即“性科学”。福柯认为，法律过后，是医院接过了规训的大棒，通过对所有社会不可接受的性形式进行临床分析，赋予他们病理学的各种后果，最后，名正言顺地排挤这些行为，并为这些行为寻求一种矫正技术。

以上，便是福柯总结的，19世纪以来，人们对于性的担忧、掩盖、和禁声的原因。

他将他们具像化成了四个形象，分别是：歇斯底里的女人，沉迷手淫的儿童，沦为生育机器的夫妇和性倒错的成人。

这四种形象不是由一个皇帝颁布的，而是由我们，时代中的每一个人参与构建的，我们的担忧，我们的恐惧，我们的权力，一点点地建成了这个晦暗的领域。

在这个领域中，被迫缄默者可能亦是直播间里喊“大大大”的观众；赞同封杀者可能亦是情色消费品的忠实拥趸，我们的虚伪，我们的矛盾，我们的破碎，一起铸就了这个“美好”的时代。

– 完 –

参考资料：

[1]米歇尔·福柯, 余碧平. 《性经验史》(三卷本)[J]. 学术月刊, 2016.